1952年全国为了准备大规模的建设，需要培养人才，进行了全国性的大学的重建和重组，即当时所说的院系调整。完全按当时的苏联模式，清华大学要成为一所工科大学，而北京大学要成为一所仅有文科与理科的综合大学。于是在那年的8月我就随数学系由清华到了北大。当时招生人数突然大增，教员不够，刚毕业两年的我就不得不上讲台讲课。于是从1952年秋就开始了我在北京大学的教书生涯。
教书就要接触学生，也就是要接触年轻人，这有很大的好处。年轻人虽然不成熟，但他们好学，经常要提不少问题，为了回答他们的问题，就促使我必须把一些问题想清楚，有时也就要把问题想得更深入些。与学生讨论的过程中我常常可以学到不少东西，这些往往不是自己学习时能得到的。以前有些老师对我说过，要念一本书，一个好办法就是对学生讲一遍，在工作中我进一步体会这一点。与学生相处我感到更大的好处是他们的朝气对自己的感染，使我也年轻起来，常常忘掉自己的年龄。
我教的数学系的学生，他们毕业后由于各种原因，改行做了别的工作。其中有些也做得有成绩，见面后他们常会对我说：“你讲的什么定理以及公式，我已经忘了，但是你讲课中教我们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我的工作直到现在还有很大的帮助。”从我多年教课以及学生的反映，我逐步发现学习数学不仅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可以学会思想方法。因之我近来经常宣传数学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也就是数学课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有它特殊的重要性。
在我四十年的教学生活中经历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教学改革，有时被称为教学革命。第一次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第二次是在1958年，第三次就是1966一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回过来看，每次教育改革都提出了一些的确应该解决的问题，由于方法不对，不但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反而造成损失。教学改革根本上是个学术问题，这些问题常常不容易取得一致的看法。只能依靠教师和专家们大家进行讨论，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并且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最后通过实践逐步达到统一的看法。总之学术问题只能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解决。虽然时间会拖得长些，解决问题慢些，但可以少犯错误，长远来看，前进得反而快些。这方面的教训给我的印象是太深了。80年代，我当过系主任，也当过校长，对于学术问题我坚持一定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解决，即使有时我的意见不能贯彻，也不用行政命令来硬性做决定。
我在北京大学工作、生活了四十年，更准确地说，我是成长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一切都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我对北京大学自然有特殊的感情，在迎接北京大学一百周年的时候，我衷心地祝愿她在21世纪能继承和发展第一个百年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对中国和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 丁石孙，1927年9月生，江苏镇江人。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52年至北大任教。曾任北大数学系系主任、北京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等。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长，民盟中央主席，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
